人工智能与人类融合的未来展望

S2N聚焦 我在机器学习领域（即神经网络和其他模型）工作了20年。七年前，我共同创办了一所位于乌克兰的人工智能大学，承诺毕业生能在我们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咨询公司Udata Tech找到全职工作。

只有获得学术奖项且拥有数学、物理或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的顶尖申请者才能被录取，并且需通过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入学考试。我们当时所做的人工智能是构建今天各种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小型版本，以极快的速度推动行业和社会的发展，这是我们很少见过的。

这项业务由于自身成功而失败。我们发展得太快，没有足够的人手为日益增长的有薪咨询顾问争取新的咨询工作。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在科学的技术方面是人工智能专家，但我对这个行业及其发展轨迹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们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的边缘。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融合，以及即将到来的量子计算，未来10到20年可能会带来惊人的生产力提升。这不仅会重塑各个行业——它将重新定义工作、财富和社会的结构。直接的影响将是失业。数以百万计的工作，甚至是技能型工作，将会被机器所取代，因为机器在一项项任务中超越了人类的能力。构建这些智能引擎的公司——那些控制模型、芯片和基础设施的公司——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经济巨头，以越来越少的人数积累巨大的利润。

但这还有另一面。曾经需要庞大团队和资本的工具将触手可及。一个单打独斗的企业家或一个小团队，可能很快就能实现曾经需要100或200人才能完成的有效工作。这种规模的民主化可能会赋予一波精简而富有创意的新兴企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挑战传统企业。

然而，对普通人来说，前景可能变得更为阴暗。随着人类劳动的边际价值下降，工资可能也会下降——尤其是那些容易被机器复制的任务。财富将进一步集中，而拥有这些引擎的人与没有的人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即便食物、能源和住房变得更便宜且更易获得，不平等可能变得更加显而易见——而且不再容忍。

这种差距可能导致深刻的社会动荡，因为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将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变得无关紧要。政治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从叛乱到专制打压，甚至战争，拥有人工智能武器的流氓国家和角色所造成的破坏将成为挥之不去的焦虑。

然而，在这种动荡中，潜藏着一种乌托邦的可能性。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道：“自从创造以来，人类第一次将面临其真正、永久的问题——如何利用自己摆脱经济压力的自由，如何利用闲暇……过上明智、愉快且美好的生活。”他预测了15小时的工作周。这个未来，经历了漫长的延迟，现在可能在技术上变得可行。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心理上或社会上为此做好准备。

这就是我当前思考的内容。大约3500年前，犹太人民在沙漠中流浪了40年，他们的基本需求奇迹般地得到了满足。这创造了一个罕见的历史窗口，使生存的负担得以解除，为精神追求和国家转型腾出了空间。

凯恩斯设想了一个世界——人们通过生产力的提升，从生存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将面对类似的机会：追求意义、智慧和更高的目标。用他的话说，就是“明智、愉快且美好地生活。”

因此，犹太人在沙漠中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一个原型或寓言，描绘了一个后稀缺社会的样貌——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存在层面上。这提出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同样问题：当我们不再为经济生存而挣扎时，我们将如何利用我们的时间、思想和灵魂？

如果机器能以最小的人力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那么生存不必成为生活的组织原则。但那会被什么取代？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文化，在那里，当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时间被用于追寻意义、创造力和联系，而不是绝望或消遣？

还有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如果工作的人更少，工资下降，那么谁会购买生产经济所能产生的商品？增长依赖于消费。如果人口增长停滞，需求停滞，即使我们的生产力引擎可能也会变得不再必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不再意味着工作或广泛的利益，而仅仅是服务于越来越少的人的一种更高效的系统。

因此，悖论是：生产力可能飙升，但除非社会重新思考目的、意义和分配，否则我们面临的未来是丰盈导致疏离，而财富导致脆弱。这一切技术的理想终点不仅仅是生存，而是成为更完整的人的可能性。我们是否抓住这个机会或浪费它，将是未来几十年的决定性故事。

总之，我看到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一把真正的双刃剑。我们可能会被呈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我的冷静结论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个机会——而是可能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但对于那些愿意转向更有意义的生活的人来说，通往更丰富、更充实存在的工具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获得。这本身就是一种福祉。如果我们愿意去识别，真正的幸福——扎根于目的，可能触手可及，最终选择权在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