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经济学学生,我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状态,其中任何进一步的变化只能使一方受益,而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思考这个概念。
我之前曾经讨论过,自由贸易是互惠互利的,双方通过交易都能改善自己的状况。曾有一位读者在我早期的一篇博客下评论说,虽然交易的代理人认为交易是有利的,但并非所有相关方都能从中受益。更具体来说,某个企业将其部分所需的投入品外包到外国来源时,可能明确地降低了成本;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也可能导致生产外移,从而导致国内供应商失业。
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很明显,存在赢家和输家。从政策角度来看,联邦政府在这种计算中应该站在哪一方?一方面,我们以拥有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为荣,这个体系为自由的男人和女人提供了自由市场——也就是说,人们(企业)应该自由地签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同。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人可能会被这些私人行为剥夺权益,是否应该为这些被剥夺的人提供一定的救济?如果是的话,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是政府来支持这些被剥夺的人群,还是那些通过贸易受益的参与者来承担?换句话说,那些直接从国际贸易中受益的人,是否有责任帮助那些因贸易而受害的人?
我们应该明确,受益的并不仅仅是企业主。还有他们的顾客,因为企业主能够降低成本,从而带来更低的价格。因此,国际贸易中的“赢家”比单纯的企业主要广泛得多,几乎所有因贸易受益的消费者都可以被视为赢家。另一方面,输家则更加容易辨识,他们是那些因为工作外移而失业的人。
此时,特朗普正在利用他的“公言平台”将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带来的工作岗位流失,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描述为一场灾难,需要进行补救,并且关税成为了这一目的的工具。在我看来,这种政策导向给予了关税过多的支持,远远超出了它应得的分量。对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或行业实施保护主义政策无可厚非,但将这些政策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则是不明智的。
即使我们能够鼓励国内生产取代外国生产,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利益以外的领域,我们也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不仅包括建立这些设施的固定成本,还有由于提高价格所带来的额外成本,这种提高的价格只有通过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来支撑,这将使其他(通常是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的工人失业。这有什么公平可言?
我认为,关心全球化带来的输家问题是合理的,但关税和贸易壁垒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需要明确的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由贸易引起的失业;而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为那些因国际贸易失业的人提供更慷慨的支持和失业福利来解决。这种援助可能是有限时效的,而贸易壁垒和关税则可能导致我们所有人长期承受更高的价格。后一种选择在我看来显然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解决因国际贸易造成的失业问题,我们应该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处理。直接援助受影响的人,比在整个经济中施加更高的成本和价格,要便宜得多。